2017年12月9日 星期六

以黑白刻劃,用灰調訴說——也談自主映室「黑白當代」香港短片集

        黑白,從來不只是素淡單調、二元對立。黑白互相補充、彰表,形成複雜變化,還有種種不同的灰,構成緩衝、曖昧、混沌與萌發。

        電影世界自黑白菲林起始,到六十年代彩色當道(例如奧斯卡自 1967 年起取消美指、攝影、服裝三獎分為黑白與彩色兩組別的制度),但西方電影從未捨棄黑白製作,每年還有一定數量的作品,就是因為許多導演相信黑白仍能帶出光影變幻的力量。當今華語片壇則相對不太看重黑白的魅力,黑白長片在主流更是幾近絕跡,但近年亦開始出現不少嘗試,數年前戴立忍《不能沒有你》(2009)揭露的社會問題,大家記憶猶新,到了這一兩年,趙崇基的《中英街一號》(2015)、梅峰的《不成問題的問題》(2016)、張大磊《八月》(2016)、黃信堯《大佛普拉斯》(2017),都成功引起話題,有的更獲得電影大獎的肯定,雖不一定能引起黑白風潮,卻也可重新喚起觀眾對黑白的想像和關注。
        至於香港,這次「自主映室」(Autonomous Cinema)則為我們帶來三部香港黑白短片——馮慶強《巨龍》(2013)、任俠《螻蟻》(2017),還有應亮《媽媽的口供》(2017)。三部都不是所謂「主流」、「商業」的創作,到底可帶給觀眾甚麼衝擊?

        我們要問︰為何黑白?查映嵐〈沒有色彩的壓迫——談「黑白當代」香港短片集〉一文有內容介紹也有解讀賞析,是簡單而清楚的導讀,她指出這三部作品「強對比的黑白影像凝結成窒息感,從現在到近未來的諸種壓迫紛列眼前」,發掘出連結三者的主題,雖然壓迫的來源並不相同,卻全是建基於現實的呼喊。不過仔細再看這三部作品,其選用黑白影像的理由,卻又未必全然為了呈現壓迫感。

        因為如果我們說的是籠統義的「壓迫感」,其實那更多來自製作條件的考慮,而非單單在於影片的內容特質。任俠參賽鮮浪潮,將《螻蟻》拍成黑白是「因為冇錢」,這故事設定於敵托邦(dystopian)式世界,拍牢獄、拍奇型機械、拍卡夫卡式變型幻想,鮮浪潮為入圍參賽者提供的七萬元拍攝津貼自然不足以應付,以黑白影像掩蓋佈景或特技的破綻是不得不為的作法;馮慶強的《巨龍》改編利志達漫畫,要拍出超現實的畫面,畫出一條在實景中可觸可感還可與少年互動的數碼恐龍,難度更高,港台提供的資金雖較鮮浪潮稍豐三數倍(影片為港台外判戲劇計劃《燃眉時刻》的作品之一),始終仍很緊絀(片長卻也是前者的差不多一倍),要以黑白避重就輕的地方就更多了。可是這當然不是說任俠與馮慶強收工減料,成本不高的局限,反過來令他倆以黑白影像逼出更貼切主題的風格。
        拍灰暗的香港未來,《螻蟻》意念不新,《十年》(2015)已屬近例(當中郭臻導演的〈浮瓜〉也是黑白作品),筆者看過的學院裡的學生習作乃至網絡上的諷刺短片也有不少他朝強權全面控制我城的想像,但《螻蟻》之圓熟處,乃在於聚焦男主角馬二一人,以狹小空間將荒謬感推到極致,不取寫實的進路,卻反而將想像推得更闊。極權的壓迫、貧窮的苦困,將有志青年趕到絕路,奪人名字(惡法)、禁書查冊(教育)、監控性慾(科技)、耽擱訴求(制度),使人不得不反,但一反,即將之歸類為非民,正如最近中國被驅逐的「低端人口」,不必以人道對待。
          為了營造逼狹感,任俠除了以劏房、審訊室、監倉、廢墟的真實物理空間困著主角,也以 4:3 畫面比例框限觀眾的視覺。這種畫面比例曾是荷里活黃金年代的主流,拍攝大特寫時剛好就是頭像的長闊,斜向畫面的明星們的輪廓幾貼近連著方框對角兩點的黃金螺線,特別好看,但任俠用這個畫面比例,卻常要馬二正對著鏡頭嘶叫不公,要展示的並非美態,而是用四方的囚框(同時背景漆黑一片)鎖著孤燈正射著的圓頭(惡法要求市民修極短髮),更顯無處鬆動的無奈。
        任俠運用黑白畫面,既是加強對比,例如馬二身上的白色背心(可表示他的窮,也可象徵他的無辜,但這個人倒非完人,他有暴躁、衝動、爛撻撻的一面,而他喜愛的螻蟻,則是黔首黑足的)與周遭的黑(如片中的公安、獄卒往往藏身在陰影黑暗中,縱有正面鏡頭,也沒有清晰的臉部特寫),也有突出關鍵事物的作用。譬如在審訊室裡,牆上掛有「嚴禁逼供」的四個掛字,以頂燈斜斜照著(可回溯到經典如 John Alton 的黑色電影佈光法),四字連陰影顯得特別凸出,顯得更加諷刺——沒有見血的酷刑,但精神的折磨、斷水的饑渴,更是使人難熬。想起杜琪峰的《毒戰》(2013),有一幕講到古天樂被關著審訊,前面掛的牌子寫着「逼供」,「嚴禁」兩個字卻被遮住了,杜琪峰說「這是巧合,不是刻意。因為我們的剪輯是外國的,看不懂中文,把『嚴禁』兩個字遮掉了」,姑勿論這是否擦邊球之舉,任俠這次以黑白影像呈現的,卻是刻意、直接的諷刺了。
        在過往的短片作品中,任俠展現過他運用不同色調的能力,《池邊的男孩》(2012)寫少男心猿意馬,黃鮮藍彩卻充滿青春暗戀忐忑的朦朧,《猴子》(2012)拍現代深圳,平實的鏡頭卻似抹了一層塵飛的暗灰,繁華口號背後是被出賣被遺忘的青年夢,《龜》(2013)則以陽光明媚的飽濃色調繪出郊外的翠綠,對照要鏟平草木的所謂城市規劃,就令人更為可惜、感歎。
       《龜》與《猴子》都與真實的城市發展故事有關,到了對比強烈的黑白《螻蟻》,則是未來社會的夢魘,三者都建基於對現世的劇變、壓逼和無奈,但其實任俠最擅長編寫的,不是明刀明槍、聲嘶力竭、處處鑿實的揭露或抗爭,而是在這幾部短片故事裡都有的突如其來/不受拘束/對抗現實的幻想、白日夢和回憶——《螻蟻》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呈現奧威爾《1984》式的監控與壓迫之外,在敘述主角馬二的故事時始終充滿了曖昧和不確定。例如說他的「前女友」到底是否存在的?那是公安為套他口供胡亂安插給他的人物關係,還是他據愛看的AV女優而虛構想像出來的?若是後者,則他已有點失心瘋,原因又出於甚麼?是否因為曾經參加激烈的社運抗爭而被擊瘋打傻(影片開首的新聞畫面暗示的)?其實這也不必說實,這種混亂的狀態更能令觀眾迷惑、恐懼,正如馬二在狂想中毆殺獄卒後濺得滿臉的鮮血、接著又幻化成可飛翔脫囚的巨蟲,都以黑色呈現,雖然沒有彩色的逼真,卻更具荒謬、疏冷的效果。這又如那個追蹤著馬二的機械臂自慰器,在黑白影像下也有一點點塚本晉也導演的《鐵男》(Tetsuo: The Iron Man,1989)的粗糙怪奇感,那種 low-tech cyberpunk 感覺,是同類華語創作中少見的。
        相對於任俠的壓抑與狂亂,馮慶強的《巨龍》沒有那麼令人鬱悶,卻使人更有同感——滿懷心事的青春少男,在學校不受老師、同學歡迎;家境清貧、父母離異,需隨家人東搬西遷,難以安定;豆芽暗戀的少女又與自己若即若離,猜不透對方心事。當事人心中的躁動、憤怒、不安、無奈,或多或少都是我們曾經歷過的。少男將心思寄託在蟄居山邊的小恐龍身上,頗有點遺世獨立、難求知己之意,也如小孩子愛將布娃娃看成傾談對象,甚至自我想像出虛構的朋友(不少恐怖片就借這點借題發揮),那都是我們小時候曾有現在卻很模糊的記憶,馮慶強選用黑白為主色,除了遮掩特效的不足,卻也帶出了返回童年、憶舊存真的氣氛來。
        我們也許可籠統地說這是「懷舊」的味道,但那並非迂腐、死板的低吟,也不是一味只說舊日美好的意氣之言,而是有非常明確的主題,查映嵐就指出「恐龍」在這黑白故事的意義——少年不喜歡的老師認為「恐龍滅絕是因為無法適應世界的變化」,代表著成人總是認為「適者生存是王道。……不能適應社會的人沒有存在價值,只有被淘汰」;導演卻愛拍舊電話、舊士多,執意修好壞掉的雪櫃,卻是站在少年這邊發聲,「他與舊物一樣,被冷酷的主流邏輯擠壓,無怪乎把同樣不合時宜、無法適應世界的龍引為知己,與恐龍同病相憐」。可惜的是如影評人安娜所言,「老師的對白過分着跡地包含象徵意味,他尖酸的言語與可厭的神色亦令題旨太理所當然地黑白分明」;黑白分明,不見得就是深刻。
        其實這種「同病相憐」,不一定只強調被擠壓的一面。《巨龍》之好看,是既拍出了少年的苦澀,也沒忽略年輕的美好;成長總是在患得患失之間走過來的。巨龍自始至終都是生病的,少男卻並非一直鬱鬱寡歡,他和心上人相處的時刻,是全片最甜蜜的部分,她的出現,與巨龍同樣重要,有她在,連街燈都掛起了笑臉,相當可愛、有趣,這種輕鬆是連女朋友都不知是否真實存在的《螻蟻》所沒有的。不過,這位少女雖關心著主角,引以為伴,關係曖昧,卻不見得全然是出於男女之情,故飾演者吳海昕俏麗的臉龐、烏秀的長髮,在馮慶強的黑白影像中就顯得如煙似夢——當她和少男在街頭漫步閒聊時,導演用了兩組拍攝著少男追隨她經過鏡頭往左走時的臉部特寫(以慢動作表達,畫面刻意弄得朦朧),兩組鏡頭中吳海昕皆嫣然望著少男,然後回頭背向他前走,第一次少男看著她高興地趕上去,第二次少男卻頓了一頓,此時畫面變得清晰,他似乎意識到少女終將離自己而去,追不上、抓不著,那一瞬間的悵惘,在模糊了後景的黑白畫面更顯得清晰。原來,這兩組鏡頭是個短短的 flash-forward,馮慶強隨後即轉用中鏡(並以正常速度、清晰畫面)再次將這組鏡頭反覆呈現(不用 pan 也不用 track,只連續地以人物出入於畫面表達行進,這種手法現在似較少在華語劇情長片見到了),不同的是這次我們聽到了兩人的對話,明白到少男的失望表情背後的真正原因。這種在寫實和幻想、甜夢與愁思之間瞬間交替的多番變換,是《巨龍》的魅力。

        少年人終究會成為大人,無可避免要融入成人世界的價值觀。少女較主角年長、成熟,及後為生活為金錢到時裝店工作,結交了時髦成長男友,難免對尚是學生的少年冷淡了,後來滿身骯髒的少男在狹小的試裝室裡對她示愛,她卻甩開了少男的手,轉頭卻投進男友的懷抱,少男一顆脆弱的心自是悲痛欲裂。導演在這幕選用 Velvet Underground 的歌曲《Femme Fatale》(1966),襯托的是少男的感受,不見得是在指責她是拜金港女、紅顏禍水,她畢竟也是在成長的青年人,為生活有著自己的苦處啊——吳海昕當年的演技雖不若今天圓熟,但在鏡頭前她始終表現自信,開顏時燦爛天真如稚子,低眉時幽幽得萬般心思,一顰一笑可轉瞬變化而感覺自然,賦予了這少女複雜的心思(筆者相信,她是新生代演員中極富潛質的一人);每個人的選擇都是複雜的,《巨龍》只擷取了兩三個短短的片段,只喚起了觀眾各自的「回憶」,當中並不像對故事中其他成人般有較明顯的道德判斷。影評人易以聞當年看過《巨龍》後表示故事與演員們那份素淨而且旺盛的青春,那份只屬於仍存赤子之心的人們底想像力,在這個年代實是太難得也太可喜了吧」,筆者也想起七十年代末《小人物》、《小人物》、《獅子山下》等啟蒙觀眾亦開啟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單元劇,可惜以香港目今的環境,創作人能放手一試的機會(包括失敗的機會),在商業上、政治上已不多了。
        暫不談商業上的,應亮導演的自身經歷,就是活生生的政治壓逼的明證。他因為改編自真實發生的楊佳襲警案電影長片《我還有話要說》(2012),遭中國政府查禁,上海市公安局更正式起訴應亮,導演輾轉流亡到香港,至今無法回到出生地(不用「家」字,是相信應亮導演早也待香港如「家」吧)。在港數年,應亮從事電影教學工作也繼續創作(現在他的教學工作也不獲續約了,不能說沒有無形的自我審查考慮在),以雨傘運動為背景講家庭關係與抉擇的《九月二十八日.晴》(2015)就榮獲第53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這次放映的短片《媽媽的口供》(與及即將面世的長片《自由行》)得到高雄電影節「高雄拍」短片項目的資助,取材的就是他的個人經歷︰拍獨立電影的導演流亡香港,在中國的母親只能借旅行為名義,兩人方能難得地在台灣得到短短數日拘謹的見面機會。
      《媽媽的口供》的氣氛自然是壓抑的,但選用黑白影像的原因,倒不是為了加強黑壓壓的愁緒,影片的調光師余婉慈就表示「《媽媽的口供》的黑白畫面對比沒有那麼大,反而有很多灰的層次,這是因為在調光時,稍微抑制了高光,並增添更多中間調的原因,我自己的想法是,雖然是黑白片,但不一定就要呈現非黑即白的視覺,……這部片不是一種控告的(純粹的黑),而是一種生活……在調光上還是希望能自然的襯托這個故事,而不是給予一個強烈的視覺主體」。是的,在《我還有話要說》中,黑是很沉重的,包括在公安部辦公室裡眾人的背影,更黑的是楊佳母親身處的單位,寒冷窮困兼受監視的她在夜裡於努力縫補、書寫,桌上一小盞白燈,對比是覆蓋全畫面濃濃的漆黑,控訴感非常強烈。
        從《我還有話要說》到英文名為 “I Have Nothing to Say"的《媽媽的口供》,應亮的處理明顯有了變化——變得更為內斂、敏感,更注重生活的感覺。當然不是沒有話要說,應亮自言影片中警察對母親的問話,大篇幅取材於母親與警察對話後她的記錄文本,但除了要揭示國家機器對待其所認定的敵人的手段和邏輯(不像《螻蟻》中的公安常隱身在畫面的黑暗中,《媽媽的口供》中的公安是直接現身正面鏡頭的,面目不猙獰,卻一直搬弄是非、層層套話),也是想講出一對母女長久無法見面後在生活上與感情上的變化。扭曲的政權,令家庭關係也扭曲了,縱使牽掛著對方,對外只能不說話或以謊言逆抗,而見到了對方,卻又變得相對無言,連閒話家常都變得困難,一來要以旅行團為掩護就免不了會被導遊、行程、意外打斷對話空間,二來在流亡期間苦創作/老病孤獨半軟禁的狀態下,「家常」還剩多少常味,而自己也未懂整理的心緒,又如何向對方訴說呢?
       《媽媽的口供》的影像是很樸素平實的,這是延續自《九月二十八日.晴》的處理吧,余婉慈說這是想「讓畫面呈現比較是書寫的感覺,偏向印刷感的,使觀眾藉由視覺帶來一種閱讀感」,而影片中不少長篇的對話、獨白,彼此都說得平緩,雖不像日常生活的對話節奏,卻使聲音也充滿了「閱讀感」。說到閱讀,《九月二十八日.晴》取材自作家陳慧的兩部短篇小說《第十六分鐘》和《味道.金寶菜湯》,《媽媽的口供》女主角說「從沒有機會,給外孫讀過一本書」,「閱讀」顯然在應亮心中佔有重要價值,如寇延丁的《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沉默的中國人》就為他編寫影片中媽媽與公安的對話時提供了參考與印證。
        在《媽媽的口供》末尾,女主角以畫外音表示自己其實對女兒的電影創作沒有興趣,只記得在台灣與女兒的見面時竟然沒有擁抱過,言語中顯得蒼老又遺憾。在畫面上,她送走了暫時知難而退的公安,孤身返回自己的住處,關上了門,漆黑吞沒了她的心與身,這是全片黑白最為分明的一段。到了最後,應亮還是有話要說的,但已經不需要通過語言,只需要黑白就成了。

《螻蟻》的黑白直接、強烈,《巨龍》的黑白多變、複雜,《媽媽的口供》的灰調平實、素淡,這次自主映室「黑白當代」香港短片集為我們帶來了不同的黑白經驗,不知道在這處處壓逼的香港環境,下一部黑白作品又會訴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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