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9日 星期六

閒讀偶抄︰2016-08-14 至 2016-11-19

        Reflections on the Recent Election by Alain Badiou︰“These four points — the general and strategic domination of global-ized capitalism, the decomposition of classical political oligarchy, the popular disori-entation and frustration, and the lack of another strategic way — compose in my opin-ion the crisis of today. We can define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the term of a global crisis which is not reducible to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last years, which is much more, I think, a subjective crisis, because of the destiny of human beings is more and more unclear for themselves.... We must, if I can say something in a philosophical manner, we must go beyond the On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Two. Not one orientation, but two orientations. The creation of a new return to a new fundamental choice as the very essence of politics.... collectivism against private property, polymorphous worker against specialization, concrete universalism against closed identities, and free association against the state. It’s only a principle, it’s not a programme. But with this principle, we can judge all political programmes, decisions, parties, idea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se four principles.... We can do something."(2016-11-09)
        張躍然〈齊澤克錯了!杜林普上台不是美國左翼的機會〉︰「許多左翼人士,對『自發性』抱有不切實際的美好幻想,似乎只要現狀變得足夠糟糕,忍無可忍的民眾就會在對現狀的不滿下,自然而然地壯大左翼變革力量。對左翼政治來說,這種『自發性』的幻覺恰恰十分危險。馬克思本人就批判過這種『當資本主義讓無產階級的處境變得極端悲慘時,無產階級就會自發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觀點。在馬克思看來,被壓迫者要真正成為革命力量、從理論上的『自在階級』(class-in-itself)走向有行動力的『自為階級』 (class-for-itself),必須依靠大量組織動員、依靠在長時間內逐漸培養政治意識、依靠在不斷的政治運動中積累鬥爭經驗。左翼政治之所以不能依靠『自發性』,是因為人們基於個人處境的自發抗爭,往往侷限於自身的眼前利益、往往將不滿轉化為對特定的社會群體的憎恨。但左翼政治的理想,恰恰需要人們超越這種短視的思維方式,把為個人眼前利益的抗爭,轉化成為社會長遠利益的抗爭,克服對特定社會群體的憎恨、把目標對準社會整體,去從系統和結構上變革它。換句話說,左翼政治是『超越』的政治,它和人們的自發抗爭的圖景很不一樣,兩者之間存在着深刻的『認識論鴻溝』(epistemological break)。而這種超越,必須依靠政治意識的長期培養,而這一培養過程,是由社會運動的長期動員、深耕來完成的。」(2016-11-08)
        朝雲〈陳冠中、梁文道:民粹主義的起源〉︰「(梁文道)民粹與民主與有莫大關聯,並且威脅到民主制度,正正因為民粹援引民主的同一話語--奉『人民』的名義。民粹認為現今的制度經已腐敗,無法代表人民,唯有破格才能解救沉痾,還權於民。乍看之下完全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民粹主義者用上述邏輯,推出不同結論。他們將種種不滿的情緒,化約成『人民』,等同於『人民』。如是便能理直氣壯地奪權,由投票到政變都可以。梁文道先以美國為例,即使美國常遭詬病,但終究是公認的民主國家,民選的政府是四年前的投票結果,為什麼民粹主義者認為,連民主政府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民粹與民主的分別,正在於前者會將『人民』分為『真人民』和『假人民』。英國公投脫歐,獨立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形容為『真正人民的勝利』(victory for real people)。言下之意,即支持脫歐才算『真人民』,泰半反對者都淪為『假人民』。特朗普亦說過類似的話。民主下的人民其實是紛紜的,需要藉制度協調、商量,謀求共識作決定。但民粹主義者早就預設正確答案,代表了『真正人民』。他們只需要一個魅力型領,站出來說『我代表人民』。答案毋須經民調、選舉、或公投得來,即使參與亦只為取勝。若民粹主義者在制度中落敗,他們不免會歸咎制度太腐敗。自負的人進而指責人民愚昧、遭受蒙敝;善良的人則會說人民需要啟蒙,尚待喚醒。……因為民主制度出現問題,民粹主義才能乘虛而入。拉克勞提議,左翼應該用回其人之道,爭奪『人民』的詮釋權,但梁認為危險亦不太可行。因為民粹主義往往前後不一、內鬨不斷,清理門戶,以其『道德想像』排擠一批又一批『敵人』,會重蹈羅伯斯比爾的覆轍,有『自爆』之虞。……最後梁文道總結,過去的政治哲學,一直忽略情感的重要,近因身份認同的多以情感作號召,終於獲得重視。梁籲我們不要輕率批評別人民粹,不可理喻。情緒不可能無緣無故,定必其來有自。……唯有了解對方,才能了解憤怒的起源。」(2016-11-18)
        石永泰︰「今日底線是『你在議會不要談港獨』,明天、十年後,你會否覺得自己已強大得,不太需要理會國際社會想法,若你在六四喊『結束一黨專政』都不批准?……恆久的警惕是自由的代價。」香港人不能變得麻木。(2016-11-08)
        梁仲禮訪石永泰︰「『With all due respect,內地近年經常講依法治國,他們也會用「法治」兩個中文字,但和香港或西方社會經常講「rule of law」,雖然中文同為「法治」,但概念是不同的。」西方社會崇尚的法治精神,以限制政府權力為尚,中國對『法』的理解卻流於『執法守法』;『rule of law』或『rule by law』的分別,佔領期間不厭其煩地講了千萬次,但縱然沉氣,仍然要講,石永泰隨手在辦公室拈來一部 Sydney Kentridge 的 Free Country,作者引一九五一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Owen Roberts 講解何謂『高度文明國家』,劈頭一句便是『A country where individual liberty and freedom are protected by law; where there are bounds to what the government can do to an individual』。以法限權,是刻鑿在西方文明基石上的金科玉律,不同於中國將『法』視為管治的工具︰『兩者之間南轅北轍,內地法官比較像一些中層的公務員, 等於是「一個為百姓排難解紛的政府部門」,it’s almost like a department。』……近年香港也有人流行講這種『中式法治』,認為警察拉人,法官便一定要釘人,梁特數月前在一個大學生軍事體驗營結業禮上猶如領導上身,說『香港是法治社會,市民必須知法和守法』,當中對法治狹隘的解讀令石永泰打個『突』……要駁斥鋪天蓋地的文宣,落點要準,不能落入對方的語言陷阱。石永泰說,自釋法以來,官媒黨媒的策略是將對方的論點『扭曲、醜化、射低』︰『將反對釋法的人,扭曲成否定人大常委的釋法權;所以對於對方抽秤你,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抽走你的唯一論點︰我無否定你有權,但不等於我同意你應該要用。……所以要警惕,令到群眾有個警戒性,等當局知道如果有人搞我哋,我哋係會知的。』二零一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中,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石永泰在演辭中已經說過︰『永恆的警惕是自由的代價。』」(2016-11-14)
        袁瑋熙〈專訪卜睿哲:港獨之橋已斷,普選關鍵在開明建制〉︰「資深外交家、現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的卜睿哲(Richard C. Bush),在美國大選前的一個月來到香港,宣傳新作 Hong Ko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 Living with the Leviathan。……卜睿哲在書中指出,香港政治制度中有自由、沒民主的混合性(hybridity),源自中英談判角力下的妥協,並奠定了今日建制和民主陣營對峙的局面。卜睿哲把這種混合性稱之為『自由專制』(liberal oligarchy)。『自由專制』一方面大抵維持了法治、獨立的司法制度以及各種公民自由,另一方面卻拒絕實行全面民主選舉,並且通過功能組別和特首選舉委員(選委)等非民主利益集團架構,使權力集中在少數精英和北京的手上。卜睿哲認為,後者是構成貧富差距、分配不均以及樓價高企的制度源頭,但北京卻善於利用這種權力架構與商界精英進行利益交換,透過賦予和保障特權來換取政治忠誠。卜睿哲在書中提出了一些建議,包括擴大財富分配、改革行政體制、擴大立法會的選民基礎等等,讓學界稱為『缺乏整合銜接』(disarticulated)——也就是行政、立法機關和公務員團隊出現不協調甚至斷裂——的政制,得以重回正軌。……卜睿哲是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獨立並不是務實的策略,民主陣營應該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尋求共識。在我看來,獨立是一條已經走過了的橋(a bridge crossed),早在七八十年代已被英國人燒掉了。英國並無意在香港實行傳統解殖的道路。』假如港獨在目標上是空中樓閣,作為民主運動的動員策略又是否可行?『也可能吧,但我認為這會更加觸動北京的神經。如果真的要追求獨立,那麼獨派需要有更周全的計劃,要知道終局(endgame)在哪裏,以及有相應的離場策略(exit strategy)。從策略上來說,香港始終需要由開明(enlightened)建制派推動政改,在現有框架下尋找空間。他們要說服北京,民主其實對香港利多於弊,而普選是達到良好管治、社會平等的最佳辦法。』卜睿哲坦言這是理性務實的策略,在政界打滾多年的他看來,政治是妥協的藝術(the art of the possible),不宜空談理想。但活在刻下香港,不少民主支持者的日常充斥著失望、無奈和憤怒,他們還會否認為有理性溝通的空間?而對於認定獨立是唯一出路的年輕一代來說,卜睿哲這番話,又是否能聽得進耳?」(2016-11-19)
       葉蔭聰〈大陸違憲是正統 香港憲法不在場〉︰「法的精神主要不是講程序,而是講歷史記憶、共同體想像與道德倫理,簡言之就是創制的故事。……香港的法治比英國幾百年在民主革命中成形的普通法歷史要短,但卻比殖民晚期才成形的香港政治共同體的歷史要長,港人自治的想法,要到 1980 年才勉強成為社會共識。故此,民主化與法治是若即若離的,前者遲遲未有成果,後者有點老練成熟。……對香港『法治』的認同各取所需,有人因為恐共、戀殖,有人因為職業的光榮感、本土政治的投身,連親建制與共產黨也口口聲聲要保護香港法治。總而言之,一種孤立於政治體制及想像的『法治』觀念,成為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一種低度政治化的共識。今天仍有人認為,堅守法治,是為了令香港公平公正,營商有利,民主化可以慢慢來。於是,法背後,總缺少政治共同體的想像,甚至有人認為應該盡量與政治無關。……中共由一個自命革命進行專政的黨,漸漸轉變成集中經濟建設且永不下台的執政黨,卻又要打扮成與主要西方國家類同。而且,『法治』在毛澤東時代之後,亦成為國家建設目標。可是,中共要如何面對過去甚至現在的違憲事情呢?……中央一面不許違憲審查的司法機構及程序,另一面打壓提出自由主義式憲政訴求的法學家及平民。因此,這套政治憲法學除了是自說自話,為中共開脫,其主要功能是嘗試在文化民族主義之外,建立一種陳端洪所說的『憲法愛國主義』,即透過體會憲法的歷史及原則,凝聚對政治共同體的熱愛。……回到香港,當我們以『捍衛司法獨立』之名的時候,除了包含着一種恐共情緒外,是否要尋求法治背後的政治共同體的熱情?沒有創制的故事,沒有法的精神,我很難想像法官敢以『司法審查權』對抗中國主權代表。」(2016-11-13)
        黃偉豪〈完美獨裁 仍需完美順民配合〉︰「最近剛剛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牛津大學學者林根(Stein Ringen)的著作《完美的獨裁:21世紀的中國》的重要論點之一,就是一個完美的獨裁的形成,其實也需要有完美的順民去配合,不獨正中了目前中國政治體制的要害,也反映了目前香港的政治現實。在書中,林根認為單用『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或『獨裁』(dictatorship)等字眼來形容當今的中國,雖然尚算正確,但卻過於粗糙和籠統,未能精確地捕捉和描述中國政治制度的神髓。他也指出用『專制』(autocracy)等字眼去形容中國體制是太過溫和。所以,面對中國的特殊情况,他便創造了『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一詞。作為一個『管控專制』的國家,中國成功的地方並非只在於她什麼也控制、一切也要在政府的掌控或默許下進行,而是達到這個『管控專制』的模式的手段,不是只靠暴力和高壓,而是成功地令人民自覺控制自己的所思和所想,人民不需被下令去做某些事情,便自動自覺自我審查,不會去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這令人產生中國「沒有那麼獨裁」的錯覺,起碼在她的人民心中,便有這種自我安慰和自我催眠的感覺。因此,林根便稱中國為『完全獨裁』(perfect dictatorship)的典範,也以此作為他的書名。這個獨裁『完美』的地方,正是它有『完美順民』,自願地去接受和配合它的管治,不需要長期透過武力鎮壓來支撐其政權及維持政局的穩定。在大大省減管治的成本之餘,也有助增強政權的合法性,鞏固了它的長期管治能力。這本書的啟發性,除了是掀開了中國政府能長期維持它的獨裁管治之謎外,便是清晰地指出了權力的雙向性:一個權力關係能夠長期維持並有效運作,不可能只單靠有權者從上而下的施壓,而是也要依賴受權者已默許及接受了這種權力關係的存在,放棄了掙扎及反抗,甚至變本加厲地去主動配合,使制度的運作變得流暢和完美。情况就如林根書中所描繪的中國一樣。」(2016-11-14)
        陳祖為〈香港政制是三權分立嗎?〉︰「明白了上述三權分立的原則,我們當可釐清一些誤解。首先,三權分立是容許三權在一些職能上重疊,藉此產生有效的互相制衡作用。其次,三權分立沒有三權平等的意思,它主張的是把權力分散和作出有效的制衡,三權分立是可容許其中一權享有較大或較多的權力;例如,依據美國憲法,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是政府首長、外交首長、三軍總司令,享有極廣泛的權力,但美國仍然是三權分立。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香港行政長官的權力較大、憲政地位較高,便說香港政制不是三權分立。第三,三權分立的核心意思是權力分散和制衡,這適用於國家政體層面,亦適用於地方政體層面。例如,美國每個州也是三權分立的政體。我們不能說因為某地方政體不是主權國家,便說三權分立並不適用。……因此,說香港特區不是三權分立,是混淆概念,不符基本法規定。鄧小平在基本法訂立前曾說過香港不搞三權分立是一回事,但基本法所規定的政制是什麼則是另一回事。北京官員和學者多年來都說,香港特區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我認為,我們只能說在基本法的政制規定中,有些機制(如行政長官提案權)是為了強化行政長官的主導作用而設,但不能因此說這就是有別於三權分立的行政主導政體。充其量是三權分立下偏向行政主導。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在基本法規定下,從來都是行政、立法、司法權力分立而互相制衡,此基本格局一直未變。」(2015-09-24)
        馬嶽〈最大危險是習以為常〉︰「不同學者認為半威權政權的最大陷阱,是在長期半紅不黑的狀况下,很多人出現『過渡疲勞』(transition fatigue),喪失動力持續爭取制度改革。另一問題是民眾對很多不合理安排習以為常,慢慢接受現狀視為常態。群眾對各種不公義事件或自由權利的侵害,初則憤怒,繼而習慣,然後冷漠和接受現狀,並將之合理化以自我解嘲,最後是對出來抗爭的人持一種鄙視嘲弄的態度。半威權體制由是可以永續,以至持續鞏固。香港的有限選舉帶給人驚喜的地方,就在於像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或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偶爾會有一種能量的爆發,顯示很多市民仍然存有希望,覺得自己的力量可以改變政治前景。我日前看電視新聞,俄羅斯國會選舉前訪問某選民,她說覺得投票沒用,因為政府似乎已經控制一切。事實上這選舉當然不是無關痛癢的,普京的政黨就在這次投票率不足五成的選舉中多贏了超過 100 席,拿得超過四分之三議席,因而可以隨意修憲了。……問題是:政權出現危機不代表我們可以改變制度,有新的制度取而代之。我們除了重複的暴露現體制『唔掂』外,究竟如何可以推動根本的制度改革?……反對派和公民社會,是時候思考在下一階段如何結集力量,提出新的綱領和主張,可以在『倒梁』之後推動根本的制度改革。第一步可能是思考如何把 2017 年的特首選戰,變為指向消滅選舉委員會制度的戰爭。不要讓自己參選選委,變得熟能生巧,令公眾對這台戲習以為常,年復一年的看下去。」(2016-09-27)
        莫哲暐〈莫道螢光小 猶懷照夜心〉︰「有同學在網上以捷克和匈牙利的經驗去分析香港。同學指出,在蘇共強大武裝的淫威下,捷、匈兩國人民確實難以動搖大帝國的體制。因此急切求勝,難有所為。既然如此,與其求急功,不如保力量,投入長期抗爭。同學所言,可謂當頭一棒。自有人提出『永續社運』是『散播失敗主義』以來,我們似乎都渴求一蹴而就。但其實與獨裁帝國爭持,從來都是持久之爭。當我們有此歷史感,就不會因一次行動或一役無功而還,而灰心喪志,覺得整場戰爭失敗了。每一役都全力打,但也知道一役不是戰鬥之全部。一日自身陣營未全毁,一日都未輸。兵力懸殊,久攻不下,可以如何?或許就應該反過來壯實自身,合縱連橫,發動反抗陣營的統戰行動。攻不倒敵人,就要守自身,同時向非敵非友者示好,把他們的心贏過來。中共要洗腦贏心,我們也要洗腦贏心。資源和力量當然不對等,但也應盡力而為。中共以利益維繫在港代理人的管治聯盟,我們就以道理、意志和策略去建立反抗戰線。因此,不要隨便罵人是「港豬」、不要視不關心者為沉默的幫兇,反而要視他們為潛在的同路人。縱使關鍵時刻他們未必會走在前線,但起碼願意在背後支援。『誰不反對你們,就是傾向你們』。陣營中有路線之爭屬常態,無謂強求統一思想,但要摒棄原教旨主義,盡量整合,在大事上集中火力。要壯實自身陣營,首先當然要確保自身不要墮落,確保心中那燈火不會熄滅。梁美芬的故事,值得借鑑。梁 9 年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充滿正氣。當年《中大學生報》鬧出情色版風波,校方拒絕幫助學生,梁主動聯絡學生,提供法律援助,還說同學無錯,要保護學生;其也志向遠大,希望投身中國改革,認為中國不可以『人治』。但今日梁變成如何,大家有目共睹。她心中那曾經閃爍的燈火,早就熄了,連燈芯也不留。我們每天都要警惕自己:不要變成梁美芬。要保住心中一盞燈,方能到處點燈。有燈,就有人。」(2016-11-19)
        郭梓祺〈試觀此人——重讀李零《喪家狗》〉︰「《論語》雖然年代古遠,中學課文〈論仁論君子〉又易塑造出一個開口就是格言的悶棍形象,但我覺得《論語》裏的時代質感,香港人其實不難明白,看似高深的用字也流進了日常用語中。梁振英治下的香港是『禮崩樂壞』;中聯辦肆無忌憚地插手香港事務是『僭越』。對當下失望,自然容易把過去想得比現實中還要美好,孔子就是終日想着恢復周文。但這世界畢竟是我們唯一的世界,孔子雖欣賞隱者,卻始終未忘改變現實,哪怕受盡失敗和冷嘲。……我始終不肯定〈論仁論君子〉這類課文會否出於好意而害了孔子。從前被迫讀,只覺沉悶,且說得高,要是做不到,人就更易變得虛偽。或因此,我對《論語》中純粹『子曰』加『道理』的段落感覺始終不大。李零卻自言整部《論語》,最喜歡『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一章。他補充的一段話倒有意思:『人是非常脆弱的,常常不能左右環境,更無法跟命運較勁,無可奈可之下總是認敗認輸、屈服妥協,或承認現實,或逃避現實,求神問鬼,墮入空門。如果你在現實中感到無奈,又不想求神問鬼,怎麼辦?只有一條,就是收下這兩句話。它不是阿 Q 精神,也不是戰勝脆弱心理的方法,而是精神上的抵抗,即使沒有任何依賴和支援,也絕不向惡勢力低頭。』在這時空重讀此段,的確想起了有家歸不得的朱凱廸一家。請多保重。」(2016-09-18)
        黃國鉅〈沒有哲學史的哲學教育〉︰「今天香港的大學甚至中學教育,瀰漫著一種急功近利,只求實效,不著重培養學生基礎知識,和認識歷史文化經典的風氣。我在港大哲學系的經驗只是一例,同樣,我也在港大讀了三年西洋歷史,從來都是從近代史讀起,古希臘、羅馬、中古歷史付諸闕如,一些西洋歷史寫作的經典典籍,如 Herodotus、Thucycides,更是聽都未聽過。這種情況,在今日香港日益嚴重,最近還有學生跟我說,希望有機會可以多讀一點哲學史,這都是事實。而且不止在哲學系,很多學系都有這種趨勢。網友 Wong Kwok Ho 在我的 Facebook 留言說:『將傳統教育所重視的知識脈絡,體系一類要素簡化,以技術分析取代,這趨勢不只在大學的哲學出現,其餘如文學,心理,某些社會科學也出現了這現象,例如中學中文教育中,用西式的修辭,語句分析一類技術蓋過內容背景文意的傳授,這些都令學生能掌握到的學問深度大減,這可能是整體學術教育界的一種要反思的不健康傾向。』同樣,中學中文減少讀範文,中史不是必修,英文減少讀文學作品,只操練閱讀理解和寫應用文,都是例子。曾經有一位教統會成員(忘記了是誰,好像是王䓪鳴)在電台節目說︰『立法會如何組成,有幾個議員,這些 information,上網都隨便可以找到,不用在課堂教。我們應該培養學生的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大意)這種似是而非的歪論,近年瀰漫整個教育界,甚至主導了一些課程設計。中學通識科要求學生就一些非常複雜的議題,如憲法、政治制度、全球化、經濟與政治的關係等,發表批評意見,卻沒有提供這些問題的基礎知識,對於一個還在打地基的中學生,實在強人所難。」(201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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