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0日 星期三

閒讀偶抄︰2016-02-22 至 2016-03-30

第一篇,不必轉貼甚麼文章了,大家都懂的。

       朱凱迪:「我們在此是作簡單表達,香港人已經被政府迫得太緊,我們辛苦賺回來的錢,全都比政府搶去了。大家要想一想,香港若果長此下去,次次都一千億、幾百億去興建跨境機建、高鐵、三跑,但是,香港人的生活真的有改善嗎?但我們見到香港,愈來愈多人住劏房、愈來愈多人睡在麥當勞。為何政府的錢,不是去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而是起無數大白象基建?……」(2016-03-19)

        元朗區區議員多年投訴不果,而環保署數年前也一度叫停工程,但其後又故態復萌,現在有市民挺身而出,欲引起關注,防止涉嫌非法行為,搬走破壞環境與危害人命之泥頭,竟然反遭拉鎖?這不是制度問題是甚麼?(2016-03-20)

        【蘋果日報】〈高鐵撥款 6 年前萬人圍立會 今剩 12 人〉︰反高鐵後成立了土地正義聯盟、繼續跟進規劃議題的朱凱迪,認為反高鐵群眾大幅減少的原因很多,「覺得灰心,冇用,同埋分咗好多派系,非我族類搞就唔理」。他明白港人近年參與多次大型抗爭,最終無功而還,自然失落沮喪,「但我自己就有啲嘢低潮時都要頂住,繼續囉,繼續捱住,繼續擺街站,要自己爭氣」。他同意左翼近年被自稱勇武派的團體窮追猛打,部份人選擇抽身,「畀着第二個人企喺呢度,未必有好唔一樣嘅結果,好多人反而選擇避開,實瀨嘢㗎喎呢啲位、實輸㗎喎呢啲位,好多人唔想背負呢種指摘、標籤,導致好多嘢需要出聲而唔出聲」。他認為現時港人把抗爭焦點轉移到政治上,不少人選擇明哲保身,「社運係撼頭埋牆,明知輸都係去做、去累積,理想主義,但要面對失敗」。對於由逾萬人參與到今天只剩 12 人,他說「冇乜感觸」,「冇乜好欷歔,大家都喺唔同位置去搵出路,個個都想帶嚟真正改變,我哋係要問自己而唔係問人哋,到底可以點樣 empower(賦權)自己」。(2016-03-11)

        略盡綿力,幫助受害店東妻兒。另,不吐不快,某報日日以頭版大肆抨擊南亞人士,既是以偏概全,一竹篙打一船人,也有聲援無良政客倡議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一事之嫌,或懷不軌政治企圖,真的很醜陋很討厭。7 仔慘案固屬不幸,但切勿火遮眼眉,附和不仁主張﹗(2016-03-18)

         Victoria Wisniewski Otero(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倡導及活動總監,李知樂翻譯)〈針對難民的語言偽術有害無利〉︰「社會大衆並不知道難民的定義是什麼,亦不清楚難民為何要逃難來香港。難民的定義為獲得政府或聯合國難民署確立聲請並且提供庇護的人。所以按此定義根本不可能會有所謂的『假難民』。一個正在尋求庇護,而聲請未獲得確立的人則為『尋求庇護人士』。國際法底下亦沒有所謂的『經濟難民』,因為你必須證明自己遭受到比貧窮更多的慘况才有機會獲承認為難民。……你或會問,既然移民及難民法律上的定義差天共地,港府為何仍會使用『非法移民』或『非法入境者』來稱呼難民?這是因為在現行的制度下,所有在香港尋求庇護的人——就算你的聲請獲得確立——均會被當作非法逾期逗留人士。你只可以於逾期逗留而即將被遣返時提出聲請;就算你持有合法簽證來港,你亦必須於簽證過期後才可提出聲請。……人們經常引用現行審核機制僅 0.33% 的確立率『證明』聲請者大都為『假難民』。……正如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指出,如此低的確立率反映審核聲請的標準極之高,令人憂慮現在機制是否有太多限制。人們更錯誤地假定只有來自戰亂國家的人才是真正的難民。如上文所述,難民可能受到極權政府迫害而需要逃走,這些國家許多都十分穩定,未必會有戰亂。……最後,泛指所有聲請因不符合法律定義而不獲確立的人『濫用』機制更會令市民誤以為他們都心懷叵測,刻意濫用機制。任何機制都必然會遭到某些人濫用,而一個不透明而且片面的審核制度只會使得聲請不斷積壓,到頭來反而便宜了濫用機制的人。一個全面、有效率、透明而且公平公正的制度對所有人均有益處。……我們必須停止使用這套空泛及非人性化的語言來談論難民。這套語言非但阻礙我們思考、了解以及社會和諧,更助長了負面定型以及排外主義的滋生。用來談論難民的語言於此時此刻更是非常重要,因為港府正打算全面檢討統一審核機制,並且最後就此事項立法。」(2016-01-27)



        另一邊廂,強國收緊新聞審查,「央視姓黨」,土耳其政府則於上周五深夜強行接管全國最暢銷報章《時代報》(Zaman),香港傳媒則陸續歸邊……【立場報道】〈習近平掌權後收緊審查 中國新聞界爆轉職潮 「在大陸做新聞是浪費生命」〉(2016-02-12)

        安裕〈一本簿,一支筆——《驚天大陰謀》到《焦點追擊》的堅持〉︰「感動不已,新聞記者對新聞本質迹近神聖不可侵犯的尊重,令人在觀影回家路上念茲在茲不能放下。同一的感動在《驚天大陰謀》兩個記者在國會圖書館調來堆如小山的借書卡,冀從中尋出白宮人員與竊聽事件的關係。從圖書館頂高處俯視,小小的白紙卡堆疊高過兩個白襯衣的記者身軀,靜態攝影帶來「新聞是跑出來的」意念。《焦點追擊》從核對教區教士離休名單,逐一敲門(doorstep)被訪者,一個一個核實,一個一個詰問,沒有僥倖只有郵差般的勞動強度。中間有氣餒有成功,有橫生枝節的『九一一』事件忽然調到佛羅里達州採訪涉及恐襲的機師;四個血肉之軀,與當年的水門案記者一樣,一支筆一本簿在東拼西湊當中找到大略圖象。《驚天大陰謀》與《焦點追擊》四十年間殊途同歸,再次成為電影工業乃至社會焦點,必須指出的是,要有濃厚的政治及社會氛圍,始能有水門案以及戀童案的新聞報道空間。或會有人認為這兩部電影美化了所謂『無冕皇帝』或西方資本主義新聞觀,其實此言差矣,因為這是一個整體(institutional )的氛圍方可臻此。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就是保障言論自由,極大程度上保住新聞自由的空間。……興許客觀環境令傳統媒體像《波士頓環球報》甚至易手多時的《華盛頓郵報》那樣吃力經營,卻從未出現家道中落放下原則的窘迫,原因很簡單,make this paper essential to readers 的顛撲不破真理在於大法官伯拉克所言的『揭露政府欺騙』仍然放諸四海皆準,永不褪色,歷久常新。」(2016-03-06)

        越俎代庖,禮崩樂壞﹗【謎米新聞】〈陳健波代官員答問題 議員嘩然:唔好破壞三權分立﹗〉︰「上周財委會強行高鐵追加撥款通過後,今周回復由財委會主席陳健波主持會議。惟其手法再惹爭議,公民黨毛孟靜發言時指,堅尼地城加多近街公園的排污工程仍未獲城規會批准,質疑政府為何至今不撤回撥款申請,批評政府「乜都夾硬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拒絕回應後,陳健波突稱『不如由我試答』,隨即引起嘩然。」(2016-03-18)

        這段結語前段一大篇的分析,也許不那麼順耳,確也是事實。呂大樂〈絕望的想像與不願等待的心理〉︰「香港社會要進行重建,必須認真想想如何重新打造願景——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方面)是可以向前發展的。沒有希望,就不會談等待;沒有某種方向感(某種『時間表』、『路線圖』),便不會出現對制度的信任,同樣也不會等待;沒有某些向前進步的指示、標記,很難談什麼計劃與準備。這些元素聽起來都是十分基本的東西,但現在卻可能是香港社會最為短缺的。回顧過去 10 多年的社會發展,香港是上了寶貴的一課。誰說社會的制度最難改變?誰說制度性因素是最具對抗迅速逆變的東西?原來很多制度性的東西可以變得比我們想像中更快、更急。既存的雖未至於隨風而逝,但早已大打折扣。如何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重建,肯定是艱巨的社會工程。」(2016-03-18)

        從另一個角度,認識香港。【端傳媒】〈香港黑幫教父鬍鬚勇逝世,臨終叮囑門生 ︰「政治高危,不要摻和」〉︰「陳惠敏透露,在香港回歸前一年,『江湖人』紛紛退居,洗手不幹的大有人在,『因為香港各幫會已被內地招安』。『1996 年,大陸國安約齊我們各幫會的大哥見面、聊天、訓話。其中一句訓語︰「黑社會都愛國的,希望你們幫會不要搞事,開開心心回歸祖國。」』陳惠敏回憶說。陳惠敏坦承,幫會中人行走江湖,都是為錢為利益,無人敢以下犯上,得罪『阿爺』︰『香港回歸後,很多幫會中人都到大陸做事,大陸對每個江湖人的底子,全部一清二楚,比香港警察更厲害。香港的幫會沒有人夠膽與上面鬥!』4 年前,陳惠敏亦轉到中國內地經營紅酒生意,他一本正經強調說:『習近平主席上台後國家更強大,我很愛國的。』相對之下,鬍鬚勇生前很少高調表達『愛國』論調,對此阿莊說︰『如今社團的人都說愛國,不過勇哥從來都不會涉足政治,他說過,以免說錯了,會令人誤會。』他又強調,他及一眾兄弟都十分敬重鬍鬚勇,故定必緊跟其格言。然而,近年香港黑幫不時與政治扯上關係。2012 年 2 月,香港舉行行政長官選戰,候選人之一,現任特首梁振英的競選陣營成員與鄉事派成員在流浮山小桃園酒家飯局,被稱為『流浮山小桃園飯局』,而飯局坐上客就包括江湖人。事件隨即引起廣泛關注。阿莊憶述鬍鬚勇得悉這事後,曾語重心長叮嚀門生︰『政治高危,我不摻和。』不過,新一代的江湖中人似乎沒有將鬍鬚勇的這句叮嚀放在心上。近年多場政治運動中,都有涉及黑幫成員混入及參與。」(2016-03-16)

        說殷素素「諉過於人」,也不全對,金庸寫《倚天》,名門正派與邪派中人的界線往往很模糊,但這不等於他有意將正派全寫成道貌岸然,又或完全認同邪派中人的行為。不過,無論如何,蘇錦樑肯定是在斷章取義,不熟書而亂引書,掩飾政府過失,則明顯是事實。

        端木皚〈蘇錦樑,你是學殷素素諉過於人嗎?〉︰「事實是,武當七俠本來早已想到用師門絕學『真武七截陣』禦敵,但卻在俞岱岩準備傳授殷素素『真武七截陣』的步法武功時,認出她就是當年以蚊鬚針傷他,令他全身暫時癱瘓,而最終對金剛門和尚下的毒手全無還手之力,以致終身殘廢的罪魁禍首。所以張翠山的自刎雖然在時間上和各派群雄上山逼問有所巧合,但實際上卻並無因果關係:武當七俠早已想到方法應付群雄的逼問。張翠山無法應付的,是『左手又係肉,手背又係肉』,情義兩難全的困境:既無法下手殺害深愛的妻子,又無法面對親如骨肉的『俞三哥』,才逼不得己自刎以謝。後來長大了的張無忌也明白這一點:『突然之間,(張無忌)清清楚楚的明白了父親自刎時心情,大錯已經鑄成,除了自刎以謝之外,確是再無別的道路。』(第二十五回,舉火燎天何煌煌):張翠山自刎是因為『大錯已經鑄成』,而非被人逼問無法應付。……蘇錦樑要為網絡廿三條負什麼責任呢?一直以來,民間團體如鍵盤戰線和法政匯思一直為版權條例的修訂提供不少寶貴意見,包括引入『開放式豁免』、加入『豁免凌駕合約條款』和列明『不誠實使用電腦罪』不適用於版權法。泛民議員也同時提出不少合符常理的修訂。但蘇錦樑卻選擇一意孤行,不是『滿紙(口)歪理』回應質疑,就是索性對這些寶貴意見或修訂『不作回應』。最終逼得議事廳內的泛民議員以拉布對抗。……所以最後版權條例無法修訂,無法跟上外國相關的發展,是誰的過錯呢?相信答案已經呼之欲出。」(2016-03-05)
        許寶強〈「去國立化」與「旺角小事」的道德經濟學〉︰「英國已故歷史學者湯普森(E.P. Thompson)在《英格蘭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和《共有的習慣》(Customs in Common)指出,英格蘭十八世紀的民眾騷動,建基的並不是工資或工時等狹隘的『階級利益』,而是守護過去社群認可的倫理價值和生活習慣,或湯普森所稱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例如,在糧食失收的年代,民眾會透過集體行動,迫使商人無法運送穀物往外地倒賣;又或闖進入商店『強買』麵包,放下未瘋狂提價前的錢幣數值,以作『交換』;以至把想發災難財的投機商人的麵粉銷毁,而非據為己有。這些並不以極大化個人物質利益為目標的抗爭行動,依據的是民眾對怎樣才是一種合符傳統道德的交易,以至為社群認可的人倫關係的堅持。他們所反對的,基本上是政商上層過分的貪得無厭,破壞社群一直持守的『核心價值』或『共有傳統』。湯普森提出的道德經濟學的視野,並不是重置『道德』於『經濟』之中,而是把在特定的社群脈絡下產生的廣義經濟活動,也就是生產、交換、流通、消費,視之為一種道德操作,依據的往往是社群共同接受的倫理價值、風俗習慣。脫離了這些『共有的傳統』,經濟活動也難以想象,更遑論運轉。同理,社群內的道德習俗,甚至社群本身,必須依靠物質的生產、交換、流通、消費,才得以生成維繫。換句話說,『道德』與『經濟』從來都難以分割,而廣義的經濟活動,只能在特定社群共同接受的倫理價值內順利運作,逾越了民眾的道德底線,就會出現各種反叛抗爭……在發展主義已佔主導多年的香港,民眾抗爭的方向,與百多二百年前的英格蘭民眾所針對的仍有點類似。例如獲得不少居民支持的青衣長發廣場街市小商販罷市,觸發點也是不滿領展『去得太盡』——外判加租、引入連鎖壟斷、破壞小商戶和居民的生活基礎;又例如平素溫文、少介入公共政治的藝團劇社,也甘願冒不獲資助的風險,揭露政治審查的現實,大概也是感覺政府的做法,已逾越了可接受的道德經濟底線。」(2016-03-27)
        劉況〈生與死的對話——法國高中哲學科的一堂課〉︰「也許我們會以為多愁善感的人才會談論生死的意義,但是對法國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來說,這是他們哲學課的其中一課——『生存與死亡』裏會接觸到的主題。換句話說,這批準備高考的 17 歲年青人,有機會在課堂裏談論生死,閱讀哲學名著,分析各種關於生死的觀點。……法國給予中學哲學教育如此崇高的地位,令全世界艷羨,很多人以為法國志在培養專業的哲學教授。但事實並非如此。哲學科之所以是必修科,目的並不是要學生成為專業的哲學學者,而是要培養『開明的人』(l'homme éclairé),懂得運用理性從不同角度來思考,獨立地作出判斷。開明的人,就像茫茫黑夜裏被理性所照亮,撥開遮蔽目光的假象,然後看到世界的真相。只有這樣,學生日後才能成為自由的公民,不會純粹服從家長、社會規範或法律。他們能根據自己的判斷,活出自己的人生。……『生存』(l'existence)就是課程其中一個會教授的概念。我們每天都在生活,但甚少思考何謂生存。生存等於維持生命嗎?生存是為了活出上帝給人類的使命嗎?人必有一死,死亡會否令生存變得毫無意義?如果人類不會死,會活得更快樂嗎?害怕死亡是否正常?不理會死亡,人類是否活在真相之中?死亡是否一個可以思考的對象?這一系列問題,都是生存這個概念所觸及的。由此可見,在哲學科向學生教授一個概念,並不是純粹要求學生記誦一個概念的定義,而是通過掌握不同哲學家對同一個概念的不同看法,了解到一個概念所引申出來的不同思考風格,由此看到不同的觀點可以體現出不同的人生,造就不同的世界。哲學教育不是塑造學生「正確的」價值觀,當然也不是犬儒地說世上沒有所謂正確或不正確,一切在乎觀點與角度,哲學教育是為了辨別不同的觀點,判斷其對錯,回答困惑人生的各種問題。在這個分析和判斷的過程裏,日常生活裏不假思索的概念被認真思考,好奇和困惑不再被壓抑下去,固定化的語言和思想得到解放,在課堂裏學生可以談論平日少有觸及的話題。」(2016-03-13)

        這套工具在西方頗有爭議,是否如此有效,未有理論,但始終不是胡亂編出來搪塞人口的程序充產物,何況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工具未必沒用,不要因局方失去民心,在未有了解前一面倒批評此工具,甚至是無理取鬧,沒看過這套工具背後的理論和運作就亂傳亂罵,只會令討論失焦而已。

        【良心理政 HK Psychologists Concern】〈有關《不自殺契約》︰一個不足但有用的工具〉︰「《不自殺契約》的存在價值並非在於立即解決所有與學生自殺的背後原因,而是作為一個急救工具,以減少學生執行自殺行動的成功率,亦為輔導學生爭取時間(buy time),同時讓他與立契參與者(如家長、老師)建立一個較緊密的關係為以後的輔導開路。事實上,在教育局電子書中的第 18 頁「三層支援模式︰(乙)分層介入」,亦指出此《不自殺契約》並非用於所有學生身上,而是只用於經篩選出有較大危機學生身上的其中一個輔導方向。是以,此《不自殺契約》單獨來說絕非一個能全面解決學生自殺問題的工具,卻仍是輔導過程中一個可考慮使用的重要工具。」(2016-03-15)

        如此厚臉皮的庸官,平時不務正業,胡說八道,如今連中學生也憤怒得衝上面前示威請願了,竟「未有理會,一直在車內玩手機、看錶睇時間,沒接收請願信亦沒有回應學生」,只派警察出來護駕,當真豈有此理,那些是學生的﹗ 誰逼他們走到這一步呢?從今以後,此人無論走到何處,也一定不好過。希望該校妥善處理事件,用心聽他們的憤怒和意見,勿一味懲責學生、封鎖消息,只顧全「校譽」,不過會失去學生的信任而已。


        守望相助,不亂指責,抗爭之路,本應如此。鄭司律〈記吳克儉出席聯合校慶——老師擋警:唔好掂我啲學生〉︰「當然,吳克儉遁逃後,有同學太過失望,轉為指責沒有參與的同學,但所幸在接着的聚會,他們便主動道歉。而在聚會當中,有學生感謝老師在數位警察圍困糾纏着她時,以身保護學生。事後我找回影片,才見證到那一幕,不單單是『擋着』般簡單,更加是出盡力地抱着同學,大叫『唔好掂我啲學生』,阻擋警察企圖抓着推撞到同學,而警方到了那個關頭,經已是威脅再阻擋就要把學生拉回差館去。如果用『不理性』、『過份』來形容學生,那就真的太侮辱同學們的訴求有理清晰分明、他們對社會和學校的着緊、他們堅定勇敢而思考過的付出、他們有能力感恩和道歉的胸襟度量,絕對是吳克儉和其他今日有份袒護吳克儉的人,都無法理解的事情。」(2016-03-20)

        陳嘉文〈改簿達人李潔冰︰扣分制度,out 喇〉︰「直至一九九六年,她(李潔冰)在學術期刊中看到一篇後來轟動教育界的文章。『老師改作文這回事,有老師以來就有發生,不是新鮮事,全球如是。幾十年前,美國開始有這方面的研究,到什麼時候最多呢?是一九九六年以後,因為,那一年,一個學者(John Truscott)寫了一篇很具爭議性的文章,他認為,從來沒有研究指改文可以幫助學生寫作,但這對於老師來說是最花時間的一項工作,既然沒成效,為什麼還要繼續?』……五年後,她開始埋首做這方面的研究,發問卷給香港的英文老師,了解老師如何改作文、覺得是否有效。『我發現,老師集中在改學生的文法。』……『寫作並不止於語法,還包括很多元素』,例如內容、組織、創意、風格;透過寫作,學生應該學到的,遠不止於運用正確的文法,『還有培養你的思維、你的想法、表達方式』。……李教授曾在一個小型研究中訪問過學生,七成 Band 1 學生傾向贊成全面改錯,但至於 Band 3 學生,只有不足兩成人支持,她說,研究結果是這些學生有認知超載(cognitive overload)的現象,被指正的地方太多,學生根本無法理解自己究竟錯在哪裏。……」(2016-03-27)

        胡燕青〈「死亡之科」可以活轉過來嗎?(之一)〉︰「在大學裡,我經常接觸到決心讀好中文而且水平不錯的學生。……以下是我非正式調查的結果:一,中、小學遇上傑出的中文老師,受其感染;二,周圍沒有重英輕中的勢利心態;三,小時候就自行拿起書本來消遣——其中金庸和瓊瑤是最多孩子感激的作家——雖然他們現在已經開始讀別的作品了,但他們的語文無疑是由這些作家的文字奠基的。值得注意的是,當中沒有一個學生的答案叫做『普教中』。……想孩子的中文好,得由他們幾個月大時開始着手教導。向孩子講故事和朗讀,是不可或缺的。兩至四歲的孩子,都是認符號的專家,無論繁體字多麼繁富複雜,也能很快認出來(認讀和書寫起碼要相隔兩三年,否則書寫會拖垮認讀),他們的記性好得不得了。12 歲以前,孩子的耳朵是打開的,學語文如同學唱歌,只要有好的輸入,庫存充足,發揮自然好。在這個階段,父母得做幾件事。第一,發音要正確,不能發懶音,要讓孩子多聽大人說話。如果自己發音不佳、就得改進,並讓孩子多聽發音精準的人講話——聽收音機的廣播、語文流利言辭豐富的人都可以是聆聽的對象。我們也要讓孩子學會錄音,給他們講故事時容許他們錄下來,由得他們自行重播。第二,說話時要盡量使用豐富多變的詞彙,不要老看只有小四語言水平的電視劇,要知道,達到了小五的語文水平,才算是越過了文盲線。第三,我們要創造書本隨處可得的環境,有聲書要多準備。第四,父母子女都應大量朗讀好中文,用聲音鞏固、培養孩子的語感(不到中學不需要用語法教導母語)。——當然,在這一切之上,趣味還是學習的主角。」(2016-03-09)

        胡燕青〈「死亡之科」可以活轉過來嗎?(之二)〉︰「要孩子學好中文,我們得為他們準備有趣的讀物。要他們對中文有好感,文字必須具備某些條件。第一,幽默。第二,感人。第三,故事的劇情曲折吸引。第四,提供可代入、仰望的英雄。第五,節奏清晰可誦,利於運用耳朵學習。第六,能夠應用,能加深孩子的記憶。多筆劃的中文字也可以運用,只要孩子看得明白就可以了。……誰願意動手為孩子寫這幾類小書呢?為三至六歲的學前孩子寫書,是很重要的。因為,閱讀習慣最好在八歲以前形成。可惜,我們的學制要求孩子同時間認讀和書寫、甚至默寫同一批中文字,拖了閱讀的後腿,破壞了他們的學習樂趣。」(2016-03-22)

        三言兩語,無法說清,不能說近年的課程設計全然失敗,沒有可取之處,但現在的中文科,確實是很不容易,至少比我讀書時困難多了……

        陳惜姿〈中文科令人氣餒〉︰「文憑試中文科弄得如此艱深,是為了提高學生中文水準嗎?我在大學遇上的學生,早期是考會考、高考入大學的,近幾年考文憑試。看他們寫的中文,又看不出他們的中文水平提高了多少。我跟一個中文系老師談過,他也有同感。中文科最難的,是要求學生有一定的文言文閱讀能力,試卷內用作閱讀理解的文章,有學生從沒見過的文言文。……以前我們也讀文言文,但那是範文,用來精讀的,學習時有注解,不難理解文章。但現在學生學文言文,是泛讀,課程要求他們隨便拿起一段文言文都讀得懂。……費那麼大的勁,是否值得?把中文科弄得如此艱深,令幾多學生充滿挫敗感,就此放棄,掌管課程的人有沒有想過?」(2016-03-07)

        綜合卷,對成績稍遜的學生,真的很難、很難、很難,而且無甚趣味,其考核的能力(也是課程設計者希望學生學會的),對沒有能力/機會升讀大學或研究課程,又或性格、志趣不適合/不在於文書工作的學生來說,更感「離地」,但學生往往就是死在這份卷上,教的辛苦,學的也不知在做甚麼。文言文,即使是較深的先秦文章,成績稍遜的學生,記不牢、悟不通字詞句的意思,全篇看不懂,老師轉以白話文語譯來教,講講故事,說說歷史,看看影視,對照古今,至少也是一場趣味演講、一場哲理探討、一門生命教育,就算考試過不了關,學習的過程壓力也沒那麼大;綜合卷,有很多方法教,卻幾乎沒有老師有自信能教得生動有趣,又能傳道解惑吧?

        陳漢森〈死因不在文言文〉︰「中文科令部分考生死於大學門檻是事實,但『死因在文言文』是斷錯症,所以根據這個判斷落的藥——加重藥力攻文言文——對改善現狀,幫助不大,甚至引起不良後果。由會考到文憑試,閱讀卷都有考文言篇章,文言篇章這部分考生都答得最差,數十年來沒有多少改變,而這部分佔整份卷成績不及百分之八,怎會成為死亡主因?有老師指出,文憑試閱讀卷的擬題有問題,不少題目是考邏輯思維,有部分題目的答案連原文的作者也答不到。我認同這點值得考評局執事者參考。但閱讀卷只佔全份中文卷約四分一,只閱讀一卷,就能成為死亡主因?我認為,中文科自 2007 年起,考評局把過去閱讀和寫作兩卷,增加至閱讀、寫作、聆聽、綜合、說話、校本評核六張卷,是摧殘中文教學最大禍根!中學老師要用大量課堂時間操練聆聽、綜合和說話,尤其聆聽和綜合卷,老師無法自行製作,只能由出版社提供,這些材料質素很多平庸甚至粗劣,多做無益。取消聆聽、綜合、校本評核吧!只有多讀多寫才能夠提高語文水平。中文科的死因不在文言文,在考卷設計。(201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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