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4日 星期三

閒讀偶抄︰2014-05-04 至 2014-05-14

        梁文道〈敵友之辨〉︰「儘管我很欽佩這些人(重朋友多於政治)的勇氣,也在感情上認同他們的選擇;可是,我還是忍不住要反過來推想,當時那大多數為了政治理由而棄絕友情的人就一定做錯了嗎?因為政治立場和意見的分歧,離開,甚至攻擊友人,會不會也是一種很有道理甚且很高貴的表現呢?於是,我又回到了這個老問題:政治究竟有多重要?它的份量是否重得過友誼?……假如它(中國大陸)不義不德,而我們卻默默活在其中,循其規制而行,不作異聲,這豈不與共謀無異?難怪有不少朋友要為此翻臉了。在他們看來,對這個體制的看法實在是最最根本的道德問題。一個出言肯定這套體制,甚或出力維護它的人,絕對是個有問題的人,不可言交。……朋友重要,還是政治重要?要是把這個問題丟給施密特,他大概會覺得這根本不是個問題,因為他對政治的界定就是那有名的『敵友之分』:敵人還是朋友?這是政治判斷的首要問題。……

        政治之所以不同於人生這所有其他事務的地方,就在於它只在乎敵人和朋友的不同。……換句話說,要談政治首先就得弄清楚誰是我們自己人,誰又是『我們』這個群體之外的他者。在施密特那裏,他者往往是指一些生存方式和我們不一樣的人;不只不一樣,他們甚至還要否定我們的生存方式,和我們站在對立的位置。什麼民主、自由和法治,都只能在先弄清楚這個區別之後才好拿出來,都只能施行在『我們』這個群體之內。對着那些跟我們完全不一樣到互生敵意的人,你怎能跟他『民主商討』?簡單地講,政治判斷的第一步就是要劃出我群的範圍。光是和我們不同,這還夠不上是真正的敵人。真正的敵人是不同到互生敵意的一個群體,他們威脅我們的生存方式,很可能會從根上抹除掉我們的存在,所以我們才必須成為政治性的『我們』……所以施密特曾經強調,私仇大可原諒寬容(比如說原諒給我戴綠帽子的人,甚至殺了我全家的世仇),面對公敵則必得征服(而且要做好血洗對方的準備)。……雖然不盡苟同,但施密特種種看似違和的說法,於我至少是個有意思的挑戰。既然要理解為了政治反目的現象,不妨就先給它找到一套至為極端至為周詳的理路,至少我把這當成有趣的自我對話。」(2014-05-04)
        安裕〈文章滿紙書生累〉︰「羅孚先生逝世,傳媒報道集中三點:一是他曾因『間諜罪』軟禁北京十年,其二他是新派武俠小說的推手,其三是他是中共在港的統戰強將。這是一般的認知與分際,並無錯誤;然而羅孚在這三間之外還有多重身分,他是報人,也是作家。……羅孚筆耕不輟,曹聚仁著作等身,葉靈鳳寫譯全材,三人都在中國近代文學各自佔一席位。然而在中國近代的政治當中,這三位或多或少都走過崎嶇之路,或曰,這便是人生,可是當人們回望這一條迤邐長路之時,可能得出另一種歸納,若然剔除『中國』及其關連因素的影響,這條道路或會截然不同,可能好走一些。但是於當年的年輕知識分子而言,五四運動,日軍侵華,他們都投入家國之戰,其後的內戰把民族硬生生一分為二,於是,統戰高手也好,追求和談也好,終究是在畸形的政治氛圍下的扭曲政治行為,受苦的是人民,累極的是書生。

        面對歷史,羅孚在《絲韋卷》顯露出來的是坦然,儘管後來他沒有就『間諜案』透露更多內容。然而他在『代前言』中有一段講到他編這卷書的想法,他說雖然編進的大多是近年的作品,六七十年代火紅日子的也匯編了一些,『這裏不牽涉到避忌某些年代的東西。我寫過的假話、錯話,自己並不要避諱它們,錯了就是錯了,避也無用』。講真話是八十年代大陸的反思大潮,巴金文革後的《真話錄》影響了經濟改革下的中國人民。去世二十五年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得人心的是各種層次的真話:撥亂反正摘「右派」帽子即是行動上的真話,承認中共犯下錯誤則是心靈上的真話,回首前塵,那是大亂過後大部分老百姓曾經感到中國還有希望的日子。」(2014-05-04)
        說實話,《竊聽風雲》系列不能說差,但也談不上精彩,本質上只是相對(於近年大部分的香港電影)聰明、誠實的類型片,不能期望有多大批判性(今天更爆出「吳孟達鬧爆麥兆輝」的傳聞),不過這篇訪問倒是值得一讀,內容甚至可能比即將上畫的新片更豐富呢。第三集無論如何都會一看的,但也不必抱太大期望就是了。朱凱迪訪問莊文強、麥兆輝〈什麼人訪問什麼人︰由新界 看世界〉︰「當導演在為電影做研究時,『一路有人同我哋講,點解唔拍吓新界嘢?』將導演的眼光帶到新界鄉事地頭的,卻是市區的地產商。『那時一些在城市裏頭做地產做到「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人,佢哋話佢哋都搞唔掂。佢哋講咗好多搞唔掂嘅 case 畀我哋聽,咁我哋就沿住呢啲 tycoons 都搞唔掂嘅 case,發展咗一個虛構嘅故仔假設政府取消丁權會引發的事情。』……『我哋接觸到在新界裏頭真係操作緊呢啲生意(丁屋)的朋友。佢哋其實唔係大家想像中咁恐怖,亦都知道自己賺緊咩錢,也知道自己 count down 緊。佢哋知道呢一樣嘢唔係長久,只不過盡量玩得幾耐得幾耐,搵得幾多得幾多。咁對佢哋嚟講,個生意嘅操作係好似我哋平日開工咁。當講到一啲比較邋遢嘅手段時,佢話呢啲會有「特別的部門」去處理,好簡單一句。』談到違規的丁權買賣,莊文強認為最有趣的『發現』,就是『發現全部都在網上搵得到。個「新發現」係,點解佢哋可以咁赤裸?點解又冇乜人知呢?呢個都係推動我哋講呢個故仔出嚟嘅原動力。……

        另一樣嘢係我哋呢幾年思考,就係關於發展嘅嘢,點解一定要發展呢?點解要發展得咁快?有好大班人喺後面跑甩咗隊,你唔等埋佢,宜家個問題喺度。問題在拍(《竊聽》)第二集時已發現。啲人問我點解拍第二集,因為我有朋友做股票。佢有一年好開心,佢個基金嘅業績有 21% 增長,返公司,佢老細同佢講,你大鑊了,我要炒你。點解?因為隔籬間房增長 46%,you are fired!聽多兩個故仔,第一,中移動今年嘅業績係一千七百四十幾億,「業績大倒退」。匯豐銀行,一百五十九億美元純利,「遠低於預期」。佢哋講緊乜嘢呢?……我有一個好好嘅朋友,佢做電影業研究,佢係屬於掉咗隊嗰啲。電影研究冇價值咩?係對保護香港電影好有價值㗎喎,但政府仲年年同佢傾一年嘅合約。好嗱,cut budget,cut 走佢之後。兩個月後發現冇人做到,然後又叫佢番嚟。乜嘢態度呀呢啲?香港得一個專家可以做到。有工作能力,有工藝,有思想係冇價值喎,袋住一堆磚頭嘅人就有價值喎。咁我就諗唔通價值係咩嘢囉。』……伴隨着這種差距的,還有空間上的跨代隔離︰有錢人有自己的地方,窮人坐困愁城,有錢人的子女不再認識窮人子女。對於新界土地以及各種公共議題被忽略,也是同一道理。『社會被割裂開,冇人再關心掉咗隊嗰班,冇人再關心一啲同自己無關嘅事……咁複雜嘅嘢,邊到我理吖。』」(2014-05-04)
        畢明〈書架發姣〉︰「我喜歡書架,一排一排的書,一條一條的題目,挺直腰板,長長短短的品種千色,直直橫橫的美學幾何,序中有亂,亂中可能有秘密,可能『攝』了封陳年的、或露骨或繾纏或低能或風露立中宵的舊情信在某處,等你發現,等你的心扎痛一下,是你室內的直立私家花園。燈下,窗前,戀愛時,寂寞中,那是我的清晨深夜黃昏,是我的雞湯雞精雞翼。我記得求學時期偷懶偷閒同書本偷情,出社會工作後死啃爛買找書本平衡廣告生涯每天被欺凌瀕臨變態邊緣的心理。我沒有在街上找人咬,除了要多謝電影,還要多謝書本。(OK,還有美食好酒音樂和好朋友。)……某天,鄧氏小樺君無意發現其書架上有兩本書,『咦?對偶嘅?』就在面書上開了一個『偶書對偶』event,邀請各方好友一齊發姣,往書架上找出你從來沒有發現的天生一對。……

小樺拿出的是《大香港人》(劉細良著)和《小香港人》(高文灝著)。……意猶未盡,再尋八字相沖相剋的情侶或怨偶,找到當邱吉爾遇上 Jane Austin,《Thoughts and Adventures》對《Sense and Sensibility》,拿他們倆拍結婚照,放面書上,以儆效尤,誰說 iPhone 專影食物?……要活,百厭就來了。雞仔媒人上身,《人獸鬼》(錢鍾書)對《Eat. Pray. Love》(Elizabeth Gilbert),自鳴得意;《圍城》(又錢鍾書)對《Bleak House》(Charles Dickens),可成揮春,中英文書眉來眼去成雙成對,誰說不可以?……我最偏愛的卻是《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Richard Yates)匹配《5001 Nights at the Movies》(Pauline Kael),前者單是書名已把我電死:十一種寂寞。多麼若無其事。但我不把它配對蔣勳的《孤獨六講》,《五千零一個電影晚上》有氣氛得多,可能性無限得多。如果你結識過寂寞,會更明白電影晚上的冷熱厚薄。……一個書架也是一面鏡,單是對偶書都可見我的濫情,書看得亂七八糟,興趣東歪西倒。但我高興亂看一通。何妨《今朝風日好》偶遇《Tender is the Night》,社長,珍重。」(2014-05-04)
        健吾(傳自 Facebook)︰「600 萬都係上車盤。難怪 400 萬是窮人恩物。」【蘋果日報】〈陳德霖:600 萬以下我哋叫上車盤〉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於立法會表示……『600 萬元以下嗰啲我地叫上車盤仍然可以借到 7 成,有啲人話借 7 成我唔夠三成首期,如各方面符合要求亦可以買保險,拎多一至兩成首期變咗供九成,一成首期都可以置到業。』對於上車盤,金管局是較為寬鬆,令到年青人能夠容易置業。」(2014-05-05)
        普思〈高鐵延誤左報諉過 80 後 一句「政治化」放生港鐵政府〉︰「今日《文匯報》社評又是一篇『潮文』,完全扭曲是非曲直,堪稱又一經典。社評題目是〈警惕反高鐵團體將基建政治化〉,劈頭就談到昨日的反高鐵遊行,批評反高鐵團體『要重演 4 年前的反高鐵運動,目的是要將包括高鐵在內的基建政治化,阻礙大型基建。這將推高基建成本,貽誤香港經濟發展』。社評又指,高鐵造價本已昂貴,『若再因反高鐵團體和部分議員阻礙工程進度,高鐵的工程造價還會上升,最後由全體市民來埋單』。如此邏輯,實在令普思無言。普思肯定,就連牛頭角順嫂都知,現時高鐵延誤及超支,原因就是港鐵管理混亂以及政府監管不力,根本就與那批反高鐵的青年無關。……普思敢問,鑽挖機浸壞是青年的錯嗎?工程遇到花崗岩是青年的錯嗎?不要說笑了。至於因為港鐵和政府辦事不力,導致現時要超支 34 億元,這筆錢才真的要市民埋單!政府自己做錯事,就推諉市民把事件政治化,那麼一眾高官豈非好著數?」(2014-05-05)
        林夕〈不是所有夢都是白做的〉︰「現下眾多政改方案,攤開來也就是張流水清單,從白日夢一路向務實進發,直至在政治現實前投降。有些人一世清醒着,卻也老練到無知無覺,還沒好好夢過就懂世故識時務,從沒天真輕狂過就承認自己不想飛,也飛不起來,半嘲笑半警告做夢的別妨礙大局。老想着大局會因為所謂協商而討得較好的結局,也不知道誰在做他的千秋大夢。如果必然要被宰割,若然未來的選擇都是假的,不如趁現在可以合法做夢,投不切實際一票,讓宰魚的人弄得一身腥,一街血污,好歹也震撼過世界。有什麼比僵硬的鹹魚更好打發呢?」(2014-05-08)
        健吾〈新奇發現之旅程〉︰「每天我都看很多新聞。同時,我會見一些『正常人』的朋友,這些人,很多是會計師、律師、工程師、商界的中層管理人員,一些在大學時代跟我出生入死的好友。現在仍是好友的人。他們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好像是一對平行世界。……面對普選,他們沒有太大的反應,因為他們不太讀報、也不聽電台。看電視也只看 Discovery Channel,『因為這樣對孩子較好』。……只要不接觸廣東話媒體,在香港有一個專業身分,要活得『不錯』,真的不難︰『我家姐、阿哥,都係律師、醫生。佢哋都唔睇香港新聞,覺得好嘈,好煩。有時問佢哋投票投邊個,佢哋都會話,民建聯都幾好。話依家香港一定要同阿爺合作先有發展。偶爾喺啲互動新聞度見到佢哋報拉布,話長毛一個月出十幾萬糧剩係識搞搞震。講到普選,佢哋就覺得畀香港人普選,畀晒啲蠢人唔使做畀綜援佢哋,搞福利主義,咪即係要我哋呢啲(即是他們專業人士階層)交多啲稅養佢哋?佢哋憑咩呀?又懶又蠢嘅人,係香港應該得到多啲嘢;我哋呢啲辛辛苦苦讀書向上爬嘅人要同佢哋平等普及普選?唔好玩啦。』……他們只想盡辦法在這個制度底下,用盡自己的能力賺盡他們可以賺盡的錢。將來社會變得怎麼樣,他們一點也不介意,也不在乎。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路就和某些泛民議員的想法一樣:現實是這樣,妥協,想辦法找下台階,令自己好過一點,才是心存正能量的生存之道。……在香港的中產朋友中,我看到一種很厲害的物種,一種對社會漠不關心卻可以這麼歇斯底里地用嘴皮子捍衛自己利益的中產生物,倒是一種新奇的發現。」(2014-05-11)
        安裕〈六四二十五〉︰「這些年總有一些人自以為巧妙的拐個大彎企圖推翻六四屠殺證言,包括『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這種啞謎式的下三濫不值一哂,現場照片的血泊一句都不必說就把這頂回去;『西方勢力指揮學生』更連邏輯都搞不通,若就如這些人所說真有『西方勢力』,不等於就可以開坦克把人壓成血泥。……一九八九年以降,中共傾一國之力推行『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混和七十年代中美洲與台韓威權政體的新權威主義。這種一元論加以廉價民族主義包裝,建構成一元論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某些人心目中,這即是『國富民強』的說明,卻無視於這些『國富』源自於大批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被資本家剝削後的財富累積。至於民強則更是不消提的扭曲民族主義。最近有本地學者說,『今天反共報章講的內地自由及人權問題,就算是事實,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對殖民地的剝削、巧取豪奪,所犯下的滔天罪惡,只是小巫見大巫』。這些話並非來自愛字頭組織卻是來自社會科學學者,先不討論是否迹近失蹤多年的中共六四解說口徑,光就行文用句之間看到,中共民族主義威權美學的魔力,的確可以令一些人迷失方向,迷失自己。」(201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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